考察中我们与农民交流着今年玉米产量、天气影响及成本水平时，观察到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未来忧郁”情绪：今年收购价格可能还是要下降，明年种大豆（按目前价格水平没有玉米收入高）还是玉米呢，听说明年政府要转移差价补贴有啥内容啊等等，让他们揪着心（见照片1、2）。事实上，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正在为农民长期的收入保障不再发愁，已经在进行着未来新政策的试点：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引导广大农民走向现代金融农业的大道上来。
照片1：
照片2：
我们知道，美国不到500万农民（农户200万）产出的农产品世界第一，去年政府直接投入与间接支持“三农”（后者占到90%以上）每年约6500亿人民币（其中80%用于为4700万低收入者提供补贴），而我国2016年超出了1.8万亿。美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２０１４年通过新的美国农业法案，具有农业支持手段出现重大调整、农业支持预算总量稳中有降以及农业支持领域继续扩展等新特点。新农业法案的一系列变化体现出了美国农业政策的调整以及新政策运行机制的变化，已经对美国农业生产者、农产品市场以及农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美国政府主要利用农产品保险公司（政府支持的，或民间经过严格审批的）与农场主每年直接保险条款的谈判，政府与这些保险公司打交道（支持与补贴），不好农民直接发生业务联系，但监督保险公司按照政府（国会通过的农业法）法律，实施保障农场主在大灾之年有恢复再生产的基本能力，正常年景政府只保障（通过保险公司）农民最低的价格或收入（农民自主选择）水平，不保证农民收入的年年增长。
如果农场主要获得比其他农民收入高的利润，那就要参与CBOT农产品的期货与期权市场的加以，而那些通过交易获得较高收入的农场主，就有希望成为由农场主成立的合作社“经理人”，从中获得更高的收入。所以，在美国当农业合作社的领导大多数的是种田与经营的双面能手，或者是合作社从外边聘请的职业经理人，政府在这种市场力量背后显得比较“弱小”，也不繁忙：没有政策、没有收储、没有拍卖，更没有大额的超过军费的庞大且不堪重负支出。这也许就是我国当下进行的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标之一，因为我国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已开展了农产品产值、产量和收入保险工程的试点，尤其是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大户或合作社进行政策倾斜，收到了比预期更好的市场效果（照片3、4）。
照片3：
照片4：
诚然，目前我国农民收入现代金融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但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已展开了未来蓝图：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就首次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探索建立农产品收入保险制度”（过去以产量和大灾保险补贴为主），我们看到了未来我国农民收入保障体系建设的光明前景，同时也充满着希望，一个金融农业大国正向我们走来！
(021)68751628
